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诗人与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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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热潮;许多以战争为题材的戏剧、小说和故事流传开来,而毫无疑问,诗歌是人们最喜爱的创作形式。事实上,1916年3月20日,那份历史悠久的战壕报纸《擦拭者报》刊登了一则公告,警告说:“一种潜伏的疾病正在侵袭该师,其结果是一场诗歌的飓风……编辑恳请几位诗人改写成散文,因为报纸不能仅仅靠诗歌生存。”仅凭那本薄薄的八页小册子,就有六首诗,那么编辑的话可能不无道理。

对于这些对联的解释指向了大不列颠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期。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战斗部队从普通民众中征募,吸收来自社会各阶层、拥有不同层次和类型生活经验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法国和比利时的泥泞之中,在这种需要外部表达以维持一定程度理智的非凡情况下。当时,诗歌备受推崇,既用于教育,也用于娱乐。由于19世纪末的教育改革,公众的识字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因此,这一次,写作能力和对阅读材料的需求引发了文学供应和需求的狂潮。

一战中最杰出、同时也是作品最多的诗人是士兵。他们共同创作了一批诗歌,记录了在战场上度过的一生(从字面上和象征意义上来说),表达了远征士兵所经历的恐惧、孤独、思乡之情、愤世嫉俗、痛苦、欣喜、自豪和悲伤,这些情感无疑会深深触动今天的军人。当然,作品的质量各不相同,但对军事体制不太宽容的读者可能会喜欢西格夫里·萨松的作品;他为我们留下了那句不朽且常被引用的名言(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我死在地狱里——(他们称之为帕斯尚迪尔。)” 态度模棱两可的人可能会在威尔弗雷德·欧文的作品中找到共鸣,他的痛苦之深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比如《注定失败的青年之歌》等催人泪下的作品,但他也确实在著名的《甜蜜的死亡》中流露出了一些愤世嫉俗之情(如果这是一首有史以来最感人至深的押韵的情感过山车的话)。

拥有如此庞大的从普通民众中招募而来的军队,前线的平民在个人层面上同样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尽管方式不同,许多人从诗歌的出版中找到了慰藉,无论是谴责战争还是试图理解他们的损失。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出版了诗歌和文章作为支持战争的宣传,但在1915年儿子在洛斯战役中阵亡后,他可能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何而死/ 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父亲撒了谎。”维拉·布里坦(Vera Brittain)担任志愿救护队护士,在战争中失去了几位朋友、哥哥和未婚夫。她用《致我哥哥》(To My Brother)这样简单的标题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你的战伤是我心上的伤痕。”她肯定代表了许多平民的心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和解读对于理解原因和结果、人物和事件来说具有宝贵的价值;然而,是诗歌为“迷失的一代”提供了人性、情感和心理背景,即使在枪炮声沉寂了一百年之后,我们仍然在缅怀和纪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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